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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內容簡介:

二十世紀反烏托邦科幻小說三大經典:
《一九八四》冷冽;《美麗新世界》蘇麻;《我們》開先河。

西元二十六世紀,全世界統一成一個國家「一體國」,那是一個由透明玻璃建造的城市,所有的人民都以字母及數字編號,身穿制服,隨時遵守著作息表:起床、工作、吃飯、咀嚼、做愛。人們按照著理性歸納的「幸福」方程式,過著無慾無求的生活。

D-503,一體國偉大船艦「整體號」的建造人,不僅是一位忠誠的愛國者,更是一個邏輯思想宛如玻璃般透明澄澈的數學家。然而有一天,一個謎想的女子I-330,闖入他如時鐘般規律的生活。她臉上的X痕跡、雪白咬人的笑容、絲衫滑落的聲音、叢林綠野的氣息……熔蝕了D-503的理性,讓他陷入煎熬,掙扎在「我」的個人私慾與「我們」的國家利益之間,逐漸沉淪、墜落……

《我們》不只是一本震撼人心的科幻小說,或是一本發人深省的反烏托邦經典,最最刺入人心的,是那赤裸的人性──關於陰謀、利用、背叛、慾望、占有。以及在私利充斥之中,那一絲絲的真情。

 

* 作者簡介:

薩米爾欽(Yevgeny Zamyatin, 1884-1937)一八八四生於俄羅斯中部的的黎貝迪安鎮。一九○二年進人彼得堡理工學院攻讀造船工程學,其間積極參加革命活動,曾被捕而流放。一九三一年移民巴黎,直到一九三七年逝世。

薩米爾欽在求學時即開始寫作,以短篇小說取勝,受到當時俄國文學象徵主義的影響極大,以風格獨具的民間口語敘述文體,和幽默諷刺的筆墨馳譽文壇。他於一九二○至二一年間寫成《我們》一書,以手抄本形式在俄國內部流傳,一九二四年流出國外出版英、法、捷克文等版本,但在俄國則一直到一九八八年才正式解禁出版。另著有《省城紀事》、《穴居人》等小說。

 

* 譯者簡介:

趙丕慧於一九六四年生。輔仁大學英文碩士,現任教於朝陽科大。譯有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、《戰地情人》、《嗜血的玫瑰》、《沈睡的海岸》、《聽電燈泡在說話》、《幻影書》、史蒂芬?金《黑塔》系列等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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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導讀:

《我們》--- 三大反烏托邦經典之一

南方朔 (寫)

近代文學史上,有三大反烏托邦經典:

一是俄國作家薩米爾坎( Yevgeny Ivannovich Zamyatin, 1884~1937)於一九二一年完成的《我們》(We)。它最先只在蘇聯以手抄本方式流傳,一九二四年流出海外,最先在美國英文出版,而後再有其他語言的版本。

二是英國作家赫胥黎( Aldous Huxley, 1894~1963)於一九三二年所出的《美麗新世界》(Brave New World)。許多人認為此書受到薩米爾坎的啟發,但後來赫胥黎公開否認。

三是英國作家歐威爾( George Orwell, 1903~1950)於一九四九年所出的《一九八四》。他不謂言曾受到薩米爾坎的影響。

這三大反烏托邦經典的後兩者,早已有了中文譯本,反而是最早的《我們》,到了現在才姍姍來遲,但這三大終於能在此刻出齊,終究可算是文壇盛事,但因為這三大經典都已超過半個世紀以上,特別是《我們》更超過了八十年,這部作品的時代背景及其故事寓意,對我們而言已太陌生。基於此,回顧整個烏托邦及反烏托邦文學的發展,並探索薩米爾坎的時代及《我們》的意旨,也就變得格外必須。

首先就「烏托邦」(Utopia)字源而論,它典出希臘文的「屋何有之鄉」(Outopia, Nowhere)或「善邦」(Eutopia, Good Place),因此,它所指的乃是虛擬的、假想的、並不存在現實上的理想之地。自從有了這種概念,以及被定型為語詞後,它在西方文明史上,就是哲學家和文學家對現世不滿時表達期望的一種「寓言」(Fable)。德國社會思想家卡爾曼罕姆(Karl Mannheim, 1893~1947)在名著《意識形態與烏托邦》裡指出,所謂烏托邦,代表的是被壓迫階級期待舊秩序瓦解的渴望。這種說法雖然沒錯,但卻窄化了它的內涵。如果我們從比較具有歷史縱深的角度來觀察,當可發現烏托邦的概念其實是一直在變的。它在早期「理性」概念形成時,乃是哲學家與知識份子嘗試建造更合理社會的嚮往,諸如柏拉圖的《共和國》、湯瑪斯摩爾爵士(Thomas More, 1478~1535)的《烏托邦》、培根(Francis Bacon, 1561~1626)的《新亞特蘭提斯》(New Atlantis)、哈林頓(James Harrington, 1611~1677)所寫的《大洋國》(The Commonwealth of Oceana)等皆屬之,這些都是啟蒙理性主義時代推動進步的重要著作。這些著作皆具有極強的理性主義色彩。因此,這類烏托邦,後人逐稱之為「烏托邦派」(Utopianism)或「亞特蘭底派」(Atlanteanism)。烏托邦在這個階段所代表的是一種理性向上的呼聲,它是個好名詞、好概念。

不過,及至十九世紀後,由於資本主義體系進入初期的擴張階段,社會的不平等極為嚴重,而封建的政治與社會體制也完全無法發揮調控及制衡功能。於是,烏托邦概念隨著當時全球的社會主義風潮,也成了激進而空想的社會主義之代言主張。美國作家貝拉密(Edward Bellamy, 1850~1898)於一八八八年所出版的《回顧》(Looking Backward);英國詩人、作家暨藝術家摩博士(William Morris, 1834~1896)於一八九一年所出的《烏何有消息》(News from Nowhere),即是人們所熟悉的兩部充滿熱情,以及極有預言煽情性格的空想社會主義著作。其中《回顧》一書是在寫一個波士頓人偉士特(Julian West),他於一八八七年入睡,醒來時已經是二OOO年,美國已成了一個高度的社會主義國家。這部極有社會改革精神的著作出版之後,造成轟動,並啟發出左翼的美國「國家主義黨」的成立。至於摩理士則是英國浪漫主義詩人藝術家,他以彌賽亞般的精神預言一個道德性的共產社會之出現。這部作品對當時英國社會主義運動具有極大的領航作用。這兩部作品有極大的宗教道德使命感與煽情作用,因此它一方面被稱為「烏托邦派」,但同時也被稱為「千禧年派」(Millenarionism),以突顯其具有基督教千年論般的改革熱情。

因此,十九世紀的改革狂飆時代及其之前的理性啟蒙時代,「烏托邦」都是一個好字眼,它代表的是改革,是理想,是對現狀的不滿與要求改變。英國文豪王爾德(Oscar Wilde, 1854~1900)就曾如此讚揚烏托邦精神:「一幅世界地圖,如果沒有烏托邦,則它將不值一顧。」

不過,「烏托邦」是個好字眼的時代,在進入二十世紀後即逐漸成了過去。而「烏托邦」的被汙名化,當然是肇因於俄國革命的成功,以及俄共企圖用「倒砌金字塔」的方式,強硬要把烏托邦在人間實現。俄國革命瓦解了人們數百年來的烏托邦精神,於是逐有了三大反烏托邦經典,而首開其端的,即是俄國文學家薩米爾坎的《我們》。

薩米爾坎乃是俄國中部黎貝迪安人(Lebediyan),他的父親是個教師。他於一九O二年起赴聖彼得堡理工學院就讀,專攻造船,在求學期間他即加入布爾雪維克黨,稍後退出。一九O五年他被捕放逐。一九一一年在流刑期滿之後,他才獲釋,回聖彼得堡理工學院,講授海軍建築課程;在一九一五年至一六年間,他曾被派赴國外,監督海軍破冰船的委託建造。薩米爾坎在求學時即已開始寫作,以短篇小說取勝,受到當時俄國文學象徵主義的影響極大,這也是他的作品經常象徵上怪異的原因。他於一九二O至二一年間寫成《我們》一書,最先以手寫本的方式在俄國內部流傳。一九二四年才流出國外出版。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及內戰期間形式動盪,陸續有百萬以上專業人士移民外國,薩米爾坎在移民潮末期的一九三一年六月,致函史達林要求移民獲准,當年十一月移民巴黎,直到一九三七年逝世。

薩米爾坎的《我們》,乃是反烏托邦經典最早的一部。它具有科幻作品的外型,他自承受到科幻小說鼻祖威爾斯(H. G. Wells, 1866~1946)於一八九五年所寫的《時光機》(The Time Machine)的影響。而到了後來,《一九八四》的作品歐威爾則承認曾受到《我們》的啟發。由上述因果已可看出,《我們》這部作品在文學史上曾發揮過承先啟發的作用。

《我們》的故事,是在寫一個未來世界。地球經過百年大戰,人口只剩十分之二。這些人在新的統治者---「造福者」---帶領下,以綠牆為界,成立了一個由鋼鐵玻璃建築物所形成的嚴格理性國家。這裡的人已不再有姓名,只有號碼,國民稱為「號民」。他們的生活被嚴肅的理性宇宙方程式計算,吃化學食物,從進食到睡眠起床、散步與性,都採規定制與配給制。他們征服了飢餓、貪婪、嫉妒,達到了理性計算的幸福極致。這個國家叫作「一體國」。小說裡的主角是D-503,他是太空船「整體號」的設計師,一個數學家。他由與另外一個「號民」I-330的接觸理重新學到了感性,並知道綠牆之外還有別的殘餘人口存在。最後他們曾企圖革命但未成,女號民將受到「造福者」的毀滅制裁。小說最後寫道:

這件事拖不得,因為在城市的西方仍有動亂,屍體,野獸,還有---很遺憾的---相當數量的號民違背了理性。

不過,在橫越市中心的第四十大道上我們建立了一道高壓電路障。我希望我們勝利在望,不僅如此---我肯定我們勝利在望,因為理性必須要獲勝。

 

《我們》一書完成後,最初以手寫本方式在俄國內部流傳,由於當時俄國革命形勢初定,這部科幻否定、另有所指的著作,在時間不正確下當然也變得政治不正確。當時俄國文學界教父如高基爾、沃隆斯基等人,在看了手寫本之後都發表了負面的評價。高爾基甚至說:「這本書糟透了! 完全不是有益的東西。這本書裡的憤怒是冷漠和乾澀的,這是種老處女式的憤怒! 」而後來支持這本書的評論者則表示,它不是在諷刺俄國,而是諷刺革命後初期當權的托洛斯基! 《我們》這部作品所處的微妙時間因素,使得它被附加了許多政治聯想,縱使到了今天,大多數人都認為這一本反共的反烏托邦作品,即是這種政治聯想所致。

相對而言,近年來美國紐約城市大學、哥倫比亞大學、暨史丹福大學教授馬夏爾.柏曼(Marshall Berman),在不久之前的著作《一切堅固的皆化為風:現代性的經驗》(All That Solid Melts into Air: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)一書裡,以整個西方近代文學史和知識份子史為基礎,所提出的解釋觀點就深刻多了。

柏曼指出,十八世紀起乃是西方城市大幅擴張的時代,以鋼鐵、水泥、玻璃為主的建築現代性取得了壟斷式的權威地位,建築道路即劇增的人口,使得城市首次成為文學的主要課題。法國的巴爾札克、波特萊爾,英國的狄更斯,俄國的杜斯妥也夫斯基莫不如是。

而在俄國,在十八世紀初彼得大帝時,領受道理性時代這種現代性的強大力量,他逐以整個國家的力量要替俄國打造一個這樣的現代性標竿城市,那就是藉著尼瓦河(Neua)將拉德嘉湖(Ladga)的水通往芬蘭灣,而後進入波羅的海沼澤地聖彼得堡。它原來是個沼澤,彼得大帝從一七O三年起決定建市,將把它變成海軍及貿易中心,成通往西方的窗口。他引進了英、法、荷、義大批工程專家,而他自己也去過荷蘭學海軍。在他罄全力建市之下,一個十年內,聖彼得堡即蓋了三萬五千棟建築,兩個十年內,即多達十萬人口。到一八OO年時,莫斯科人口二十五萬,聖彼得堡已二十二萬;到一八九O年聖彼得堡人口破百萬,為繼倫敦、巴黎、柏林的歐洲第四大城。聖彼得堡的建築巨大主義和冷冰冰的都市性格,使得俄國文壇從普希金的長詩《青銅騎士---聖彼得堡傳奇》到杜斯妥也夫斯基的《地底人》,都以這個城市的專權、冰冷、疏離等為批判對象。俄國古代那種緊密而有人性的小城在這的大城裡已告消失,人在冰冷的鋼鐵玻璃森林裡已告失去。

而除此之外,十九世紀的歐洲大城,在建築物上後來迷戀鋼筋玻璃的「水晶宮」建築物,英國的水晶宮建於一八五一年,成為世博會會場;而後該水晶宮由海德公園移至西頓罕山。當時俄國首要知識份子切尼斯海夫斯基(Nikiolai Chernyshevsky)曾於一八五九年訪英時一瞥見該水晶宮,返俄即為鋼筋玻璃建築的美學現代性極為歌頌。

因此,聖彼得堡乃是俄國城市現代性的標竿城市,也是俄國知識份子反省現代性的樣本,普希金的《青銅騎士》,整首詩是在反省批判彼得大帝在聖彼得堡建市裡的角色,整首詩以「他」、「他們」為批判的代號。杜斯妥也夫斯基的《地底人》則是在隱喻聖彼得堡居民的疏離。在這些先進帶路下,薩米爾坎在一九二O年出版《穴居人》,基本上是在追隨杜斯妥也夫斯基《地底人》的先例,認為現代城市的荒涼冷漠及殘酷飛人,使得現代人與古代穴人已無意。而他的《我們》,則無疑是在呼應著普希金,並對切尼斯海夫斯基的觀點做著批判。他的著作裡的玻璃的負面象徵含意,對凡夫俗子的「我們」與造福者的「他」、「他們」對立起來,加上他自己是造船專家,在小說裡被變形為太空船設計師。所有的這一切都可以看出,它其實是在對彼得大帝以降的城市現代性做著反思。《我們》和反共不反共毫無關係。

不過,作品經常會在時代中被扭曲。《我們》因為它的時代,而被朔為反共反烏托邦作品之始;到了歐威爾寫《一八九四》,他直承受到了《我們》的啟發。從此之後,《我們》的反共這麼帽子就再也摘不下來,「反烏托邦」這個名詞也就和「反共」同義,而「烏托邦」當然也就和共產主義掛上鉤,完成了「烏托邦」這個名詞被汙名化。

因此,由烏托邦到反烏托邦,我們已可看出「烏托邦」這個名詞由好名到惡名,乃是經過了一段漫長的過程。大體而言,在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前,它是個好名詞,代表理性主義與公平正義;而在俄國革命後,由於冷戰對峙,在時代的擠壓拉扯下,這個名詞逐被愈擠愈窄,烏托邦就等於共產主義。在西方甚至形成一種氣氛,知識份子只要談理想主義就會被扣上共產主義的帽子,在「烏托邦」被汙名化的過程哩,真正被汙名掉的。其實是知識份子的理想主義和良心血性啊! 而除了烏托邦被汙名化之外,在整個一九五O年代,西方甚至將資本主義論述之外的選項都稱為「意識形態」,將它也徹底汙名化。透過將烏托邦、理想主義、其他選項皆汙名化的過程,西方的主流論述遂能在毫無阻礙擋下持續擴張。

不過,,誠如近代最重要的烏托邦思想家布洛克(Ernst Bloch, 1895~1977)所指出的,人在世間,只有不斷的改善個人與集體的生存環境,始能彰顯個人與集體的生存意義。因此,人的意義是在他會「變成」(becoming)什麼,而不是在他被「給定」(became)成什麼。而「變成」即是最終極的理想主義,也是烏托邦的起源。當代美國思想家雅可比(Russell Jacoby)在《烏托邦的終結:冷漠時代的政治與文化》(The End of Utopia: Politics and Culuture in an Age of Apathy)裡即指出,戰後世界在反共意識形態下,一切與理想主義有關的符號都被汙名化,這也等於褫奪了理想主義和知識份子的角色。近代每個國家都出現了「知識份子到哪裡去了」這樣的課題,即是上述汙名化所造成的結果。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能只有技術專家,因為技術專家無法預見長期問題和系統性的問題,這種宏觀的課題,只又透過知識份子的觀照,始有可能被遇見。若一個社會缺乏了改革的知識份子熱情,這個社會即會在冷漠中受制於單一邏輯並趨於惡化。雅可比教授指出,當今的社會,知識份子的理想主義在被汙名化後以熱情熄滅,於是知識份子遂被逼往瑣碎的事務上,因而出現了所謂的「零售聰明,批發瘋狂」的現象。他的意思是說,當代知識份子在小地方抓竅門很靈光,面對大問題則保持緘默,任由情勢惡化。這樣的聰明有何作用?

固然,在烏托邦心態主導下,知識份子雖然有可能熱情過度,在救贖心態下而傾向於尋找一勞永逸但卻不切實際的社會解藥,反而造成社會災難。但借鏡歷史,現在這個時代在一元化價值觀主宰下,世界上無論貧富、戰爭、氣候、剝削與歧視等各種問題皆以四趨嚴重,這不正是知識份子的改革熱情與警戒功能長期被邊緣化所致嗎?

《我們》一書哩,描繪的是一個社會當價值觀單一化,並以此價值片面為幸福做出定義,認為這種幸福是極致的,並企圖將這種單一價值的「理性之軛」像對待牲畜一樣,套在世界及宇宙每一個人身上。這種種自以為的幸福,其實是災難;這種「理性之軛」,則其實是枷鎖。由這部作品顯示出,單一理性所造成的是界之恐怖。這不正更加提示我們,知識份子更要對單一價值的偏差提高警覺,並持之不懈地致力於對未來的關切與改革嗎?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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呵~這本書起先是因為我要開始寫反烏托邦作品而買的~

但這本書是以"札記"的寫法(=日誌),算是硬著頭題看下去的。

至於這本書的評論,我的想法和概念跟 南方朔 一樣,所以才寫導讀。

也是從導讀中,我才得知烏托邦被共產汙名化那麼嚴重的事實。

每個完美的制度,只要人開始貪念權力,原本的意義會隨著曲解而被汙名。

這讓我更好奇,為何有那麼多反烏托邦小說從美國作家下筆了~ :)))

 

等到<<分歧者>>作品全部出版完,我會再來說明某些事~ ^ ^

<<分歧者>>是本好書(一系列作品),她討論到很少人會在意的議題,

到了第三集,希望讀者們會明白。:)))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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